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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過10年中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委員會主席的王元院士有些憂心：即將進小學的孫子孫女如果不喜歡自己研究了半個多世紀的數學，最后是不是仍將被迫卷入奧數培訓的滾滾洪流。

每天走在中關村的大街上，這位耄耋老人放眼望去，最多的就是為應試而生的奧數補習班。

他常常現身說法寄語年輕人，一個成功的人一定是由于興趣愛好而執著追求，才創出成績的。

面對今天教育的按部就班重重藩籬，他呼吁要給予精英教育自由生長的空間，而他的中學時代恰是對此最好的注腳之一，盡管時代和環境已經大不相同。

距離邁進中學校園已經過去整整70年，王元回顧那些青蔥歲月，意興盎然。

中學不需要門門考滿分

王元的初中生活是在戰亂與艱難中度過的。

1942年，王元考入了當時的國立二中，這所學校由揚州中學西遷四川后改名而來。

今天的資料顯示，王元求學前后從揚州中學畢業的學生中走出了40余位院士。

其時的教育更趨近精英模式，一個縣里也不一定有一所中學，“小學班里40人能考上初中的也就三五個。”

“當時的學習太簡單，管得不多。”正是得益于這樣寬松的環境，精力旺盛的王元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課外，“學了很多人文的東西”。

他喜歡看小說，不管多厚的本本，他都要想方設法看完它，《紅樓夢》、《三國演義》、《儒林外史》更是看過一遍又一遍。

正是在這一時期，這個知識分子家庭里長大的孩子開始接觸莎士比亞作品，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看過的超過了30本”。

看別人拉二胡，王元也動了心，抓緊時間苦練，又肯動腦筋琢磨演奏技巧，不久就成為出色的二胡演奏者。

后來，他又喜歡上畫畫和游泳。他經常帶著畫板出去寫生。畫累了，就脫下衣服跳到湖里痛痛快快地游泳。廣泛的興趣，培養了他不怕困難和強烈進取的精神。只要他感興趣的項目，他總比別人學得好。

王元快上高二時，全國迎來了八年艱苦抗戰的最終勝利。王元一家搬到了南京。

隨著生活環境的不斷改善，從美國漂洋過海傳來的文藝電影吸引了王元的目光，那段時間，他每周必看一場，《魂斷藍橋》、《飄》、《卡薩布蘭卡》、《哈姆雷特》……那些經典情節，60多年后回顧起來，依然歷歷在目。

整個中學時期，王元的學習成績始終保持中等水平，“50名同學，一直排在20名左右”，即使相對不錯的數學與英語(論壇)，也遠不是班級最好。

但對于那段遠逝的年少歲月，王元坦言從來沒有過后悔，“我認為中學那樣學習是正確的，不需要門門考5分(當時考試滿分為5分)。”

音樂和繪畫的浸染讓自己遠離蠅頭小利

與數學的緣分似乎在冥冥中注定。

雖然對文藝興趣濃厚，但王元自覺天分不夠，高考(微博)第一志愿他填報的全是電機、化工一類的工科專業。

考慮到數學是冷門，王元把它放進了報考志愿的替補隊伍，沒想到這個保底的選擇讓他最終走進浙江一所并不知名的高校浙江英士大學數學系。因此整個大一，王元都在考慮重新參加高考，“轉到工科去”。

王元19歲那年，英士大學并入浙江大學，老一輩數學家陳建功、蘇步青均多年執教于該校。

身體不太好、動手能力不強，王元決定一心一意研究數學，從此開始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數學研究之旅。

24歲時，因為與波蘭數學家合作的兩篇論文發表，王元迎來了人生第一次全國范圍的“被宣傳”，有中央媒體甚至用整版篇幅報道了這項誕生于新中國初期的國際化成果，這在當時的年輕人中絕無僅有。

相較于現在不少十佳少年、神童大學生，盛名之下頓覺飄飄然，王元當時并沒有“一吹(捧)就暈了。”

“我不怕吹，因為心態成熟了，知道自己只是做了一點很小的工作”。王元說，這正是得益于當年音樂和繪畫的浸染，“那些深厚的意境使人凈化，讓人知道最高級的享受，不會再去貪圖蠅頭小利”。

多年后，在很多中學里演講，面對充滿激情和和夢想的青少年一代，王元常常深有感觸地告誡，“中學時代一定要全面發展”。

回顧王元的道路，如果太重名利，就不會有此后長長一串華麗的成績單。

1957年，他在哥德巴赫猜想中證明了2+3(王元證明的2+3表示的是：每個充分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成至多兩個質數的乘積再加上至多3個質數的乘積記者注)，這是中國學者首次在這一研究領域躍居世界領先的地位。

1973年，他與華羅庚聯合證明的定理，受到國際學術界推崇，被稱為華－王方法。

“當年全國宣傳我的時候，我才20多歲，如果不是之后一直努力，現在80多歲了，你也不會來找我了。”這位見慣神童隕落的老人笑言。

精英教育需要自由生長空間

王元的老師華羅庚的故事在今天可能難以想象。

這個聰明而勤奮的初中生考試時，老師經常給他格外的“優遇”，“你出去玩吧，今天的考試題目太容易了，你就不要考了”。

類似的“優待”還包括，這個有點跛腳的19歲青年憑借一篇論文被請到清華大學(招生辦)工作。

循此道路，沒有念過高中的華羅庚一步步走向科學殿堂，最終成為中國最有名的數學家。

為什么我國今天出不了錢學森、華羅庚這樣的大科學家，王元認為，華羅庚的故事給人啟示。

在王元看來，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我國“有教無類”做得越來越好，能夠進入學校的人數遠遠超越自己當年那個時代，但“因材施教”遠遠不夠，“必須承認智慧的差別，允許精英脫穎而出”。

“孔子三千弟子，也只有七十二賢人，就是100人里只有2.4個人是英才，需要因材施教”。王元介紹，西方國家的教育重視英才，因為造福國家、重點創新要靠英才。

與之相對的是，我國對于英才培養重視不夠，7歲的孩子，有的只有4歲的智力，有的早就超過了，按部就班一級級的上學制度和考試制度，對優秀的人才是一種藩籬，“就像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讀一樣的書，變成了要齊步走，最后只有向落后看齊，好的學生被扼殺掉了”。

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教授張壽武曾師從王元。

當時，王元認為自己的研究領域經典解析數論已無出路可言，但看中了他的勤勉和悟性，鼓勵他自由選擇方向。

張壽武碩士論文答辯時，王元在其答辯完成后說，“我們也不知道你在說些什么，一個字也聽不懂，但考慮到你每天很早就來辦公室，很用功，這個碩士學位就送給你了，以后就不能夠蒙了。”

至今，這位美國藝術與科學院新科院士常常慶幸，有這樣一位老師能賦予自己充分信任，給予了自己足夠自由的空間。

王元則謙稱，自己從沒有教過張壽武，也沒有跟他談過數學，但張壽武最大的幸運是自己理解他，“不是像有些老師，必須要學生干什么。”

不是英才非要按照英才培養同樣糟糕。

王元常常為一個個案唏噓：自己認識的一個人，小學時家長讓念中學的東西，中學時念大學的東西，早早到美國某名牌大學拿到博士學位，遺憾的是，畢業幾十年沒有一點創新。（記者 雷宇）

（中國青年報 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