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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其中研究應為最高任務；大學的研究教學也需適應平民的要求。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光明微教育”（gmweijiaoyu）

文/孟憲承

（摘編自《民國大學：遙想大學當年》）

大學是最高的學府：這不僅僅是因為在教育的制度上，它達到了最高的一個階段；尤其因為在人類運用他的智慧于真善美的探求上，在以這探求所獲來謀文化和社會的向上發展上，它代表了人們的最高的努力了。大學的理想，實在就含孕著人們關于文化和社會的最高的理想。

歐洲中古的文化，是以知識融合于宗教信仰，而成立所謂“理知的統一”的最高原則的。那時寥如星辰的幾座大學，也就以宗教的哲學，加上亞里士多德的邏輯的外形，而統一了好幾百年的學術。到了近代，文化的本質改變過了，大學所研究的學術的內容，也自然隨著改變，巴黎大學的拉菲思教授這樣說：

現代大學和中古大學的不同，在于它們所依據的原則的個別，中古以知識放在宗教的范疇中；現代則把知識放在科學的系統里：中古的生活原則是權威，現代的生活原則是自由了。

脫去一切傳統的，權威的鎖鏈，憑著訓練的智慧，來觀察自然和社會的現象發現它們的真理——事實和原則，從而把握人類自己的命運：這無疑的是現代文化的動向了。

現在，讓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現代大學的理想：

一、智慧的創獲中古大學，只兢兢于知識的保守（conservation of knowledge）；現代大學，則于保守以外，尤努力于知識的增加（increase of knowledge）。保守是最要緊的，中古學者們的獨抱遺經、拾殘補闕，也是盡了他們的使命的。但現代人類的系統的知識的總量，突然地長大、增高，全靠著學者的奮力于發現、發明，而不以保守、敷衍為事。1809年柏林大學的建立，便是這一新理想的最先的表現。那時，普魯士教育部長洪堡氏（Von Humboldt），耗盡了心力，羅致一時學術有深造和特創的幾個學者，如赫姆霍爾茲（Helmholtz）、利比希（Liebig）、馮特（Wundt）、費希納（Fechner）、洛策（Lotze）、黑格爾（Hegel）等于柏林；又確立了“教學自由”（Lehrfreiheit）的原則，使得學者能夠大膽地批評、研究、創造發明。這真是近代大學教育史下一個偉績。1882 年后，阿爾特霍夫氏（Althoff）又獨斷地掌握普魯士教育行政至數十年，他所畢生經營的，就是供給各大學以充分的設備，成立各個巨大的研究所（institute），務使最初柏林所倡研究的精神，能夠貫徹于一般大學，而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到現在，沒有哪一國的大學，教師不競于所謂“創造的學問”（creative scholarship），學生不勉于所謂“獨創的研究”（original research）。而這新的學風，確是德國大學所開始。

二、品性的陶镕大學是一個學校，師生應該有學校的群體生活。而且，從來大學的師生，被當作社會的知識上最優秀的分子（elite），是反映著社會的最美的道德的理想的。英吉利的國粹派大學，如牛津、劍橋，尤其注重學生在群體生活中，得到品性的鍛煉。它們本是若干獨立的學院（college）所合成。這所謂學院，并不只是一個學堂，而是大約能容學生二百人的一個宿舍。其教授（fellow）必住在院內，做個別學生的導師（tutor）。導師和學生，共其起居作息；課余餐后，自由講談、從容娛樂，活潑地表現出一種敬業樂群的精神。我國古代教育者說：“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能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牛津、劍橋的學院生活，就仿佛有這種風致的。所以牛津的一個學者紐曼（Newman）于1852年著《大學理想論》，甚至于說：

假使給我兩個大學：一個沒有住院生活和導師制度而只憑考試授予學位的，一個是沒有教授和考試而只聚集著幾輩少年，過三四個年頭的學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選擇其一，我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

就是最近，劍橋教授巴克（Barker）論大學教育也說：

大學要達到它的鵠的，不僅在發展智慧，也在于師生聚處的群體生活中自發的諸般活動，養成道德的骨干。“范成品性”（forming the character），像“發展智慧”（developing the intelligence）一樣，貫徹著我們從小學以至大學的教育。

這雖然是英國大學的殊風，也已經成為現代大學的共同理想。

三、民族和社會的發展我們曾說，現代人是有意識地以文化來推進社會的發展的。關于這一點，我們又要回溯柏林大學的歷史。普魯士在耶拿（Jena）一戰，幾乎被拿破侖覆滅了；1807 年，已經淪陷的耶拿大學的教授費希特（Fichte），趕到柏林，作14次公開演講，他的激昂的呼聲是：“恢復民族的光榮，先從教育上奮斗！”這就是創立柏林新大學的一個動機。民族復興，是現在德國一般大學的無形的中心信仰。至于牛津、劍橋，是英國累世的政治家、學問家所從孕育，所以霍爾丹（Haldane）說：

民族之魂，是在我們大學里反映出來的。

晚近民族的競爭，社會機構的突變，更加把大學直接放在民族和社會需要的支配下。墨索里尼對于意大利大學發展民族生產力的要求，已經是引起了許多變動。蘇聯于1930年后，除少數文理科的大學遠屬于各邦教育委員會以外，更把大學分立為各個研究所，各個分配于相關的經濟和政治的組織，使其受著密切的統制。這不復是中古蕭然世外的學者所能想象的了。

那么現代大學有哪些具體任務呢？

一、研究

大學既以智慧的創獲為最高理想，當然就以研究為最高任務。在這方面英國與美國不同。

在英國，牛津劍橋的學院，本來并非學術專業的分科；所有各學院的學生，一律受三年或四年的所謂“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 指文理科普通訓練）。雖然學生按照自己的能力，分為“優異”和“尋常”兩部的課程（honors course and pass course）;其優異課程含有較精博的自動研究。但學院畢業以上，大學并沒有研究科（graduate work）的位置。

美國大學的體制又很特殊，可以說是“英國式的自由學院加上德國式的大學的一個混合組織”。最初，美國只有四年制的文理學院。它的追從德國大學的高深研究，始于1867年奇爾曼氏（Gilman）的創建瓊斯赫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這大學，開頭沒有設四年制的文理學院一級，而只招別的學院的畢業生，在幾個精選的學者——其中多數是留德的——之指導下，從事精深的研究工作。

二、教學

這是凡有學校所同有的任務。學術的傳習與研究不能截然分離。

英美的自由學院，只以教學為其主要任務。也著重品格的熏陶，似乎教學以外，還有“訓練”（training）一重要任務。是在學院的群體生活中進行；學生品階、禮貌、克己、愛公，大半就范成于他們的游戲、競技、集會、社交等的組織和活動。

至于德國，佛勒斯納寫到：因為德國偏重研究，常人的觀念，一定以為德國的教授是看輕教學了。其實不是的；不過在教學上，他不以不為嬰兒般的方法（spoon feeding）一只學生的自動研究——他的學生不需乎此，他自己是不屑于此的。

三、推廣

大學對社會的靖獻，就在于他的研究和教學，但也適應平民主義的要求，推廣其知識于“宮墻”以外，而有所謂的“大學到民間去”的運動。

歐洲的大學教授，本來有一部分演講是公開的，但大學兼辦“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的，卻沒有。像德國的民眾學院（volkshochschule），法國的民眾大學（universitepopulaire），都是獨立的機關，并不在大學系統之內。

英國的大學推廣（university extension），則是一樁很有歷史的事業。1873年在劍橋開始，1878年牛津也仿行的大學推廣，起先只是一種“巡回演講”（local lecture system），由大學派出講師，到各地方做短期的系統的演講，后來發展為“大學輔導班”（university tutorial classes），則每班已是三年一期較正式而有考試的校外課程了。

到美國，則所謂大學推廣，形成大學里一個龐大的組織：其活動，則于推廣課程（extension courses）之外，尚有家庭自修（home study）、通訊教學（correspondence teaching）、暑期學校（summer school）等繁多的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