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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高考”需要邁過哪些坎兒?

既然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和呼吁,為什么建議書提到的問題遲遲不能實現?而如果這一政策付諸實施,又需要邁過哪些坎?

長期從事高招政策研究的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鄭若玲認為:這一問題之所以至今未能解決,所關涉的不僅是教育公平,更與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教育資源、文化基礎、就業流向、地方投入等多方面相關。

“‘就地高考’一旦放開,流動人口子女將隨遷就讀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方的高校,這對流動人口的務工流向將產生極大的激勵作用,給流入地的教育、經濟、就業及人口管理等都帶來很大壓力。當地政府與民眾能否坦然接受這些陡增的壓力?這是制約這一政策實施的最大障礙。”鄭若玲坦言。

針對可能激增涌入大城市的務工人流,“建議書”給出的對策是,在不損害流入地戶籍學生教育機會的前提下,采取增量的辦法給隨遷人口子女分配招生指標。

“在高等教育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增加了隨遷人口子女的招生指標,必然意味著減少其他地區學生的升學機會,從而帶來新的不公。”鄭若玲解釋道。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則著眼于另一個可能出現的不公——“高考移民”。有專家認為,“取消高考戶籍限制”可以從根本上杜絕高考移民。熊丙奇則認為“不然”,“高考移民”反倒會被更大程度地催生。“道理很簡單,不論怎么考,都會面臨地區教育差距和高考錄取指標的分配問題,而只要存在差異,就可能導致高考移民。近年來一些地區打擊高考移民,實行的是戶籍加學籍雙證制度”。熊丙奇說。

“‘就地高考’可能解決了流動人口子女的升學問題,但也可能隨之帶來其他諸多矛盾或不滿,它只是一個解決流動人口教育問題的治標而非治本之策。”鄭若玲說,“這一基于公平的理想政策要落實,還需解決來自各方利益群體的諸多矛盾與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