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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不是資格認證中心，不是社交沙龍，“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日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出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任，并稱未來考慮招收研究生。“小學五年級學歷的莫言能不能帶研究生”引來熱議。

　　相似的爭論，曾發生在上世紀北大聘用沈從文和劉半農的事情上——前者只有小學學歷，后者只念到中學。當時北大選才的標準，一不看頭銜，二不看年齡，三不看文章所發表的刊物級別，甚至發不發表都沒有關系。當年顧頡剛推薦同樣只有中學畢業文憑、在中學任教的錢穆到北大任教，就是因為看到了錢穆撰寫的預備給中學生當教材的先秦諸子百家講義。僅憑一本還沒有發表的講義，錢穆就登上了中國最高學術殿堂的講臺。

　　客觀而論，莫言教創作，天經地義。對作家而言，和學生的廣泛接觸能使自己保持一顆年輕的心，保持旺盛的創作動力和創作激情；對學生來講，和殿堂級的作家面對面交流，有利于培養對文學藝術的敬畏，提高創作的興趣，激發藝術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同時還能活躍校園的文學氛圍，為文學的未來播下星星火種，是一舉多得的美事。莫言從事的文學是一個對學歷沒有門檻要求的事業，所以他能憑借天賦和能力，取得成功；然而，當他轉變身份進入高校為人師時，學歷的門檻就偷偷使了絆子。

　　莫言的處境反映了長久存在的“唯學歷論”問題——學歷不是萬能的，但沒有學歷是萬萬不能的。與莫言求職的那個時代相比，現在的用人單位對學歷的要求更上層樓，沒有最高只有更高，動輒本科、碩士、博士，有的甚至只招“211”“985”院校的畢業生。如此多的條條框框，讓那些有能力卻沒有學歷的人，只能望之興嘆。

　　反過來，“唯學歷論”的社會氛圍塑造了一種畸形的學習觀。學生求學的目的不在求知，而在畢業后的出路。所以專門研究學術的教師，學生不見得歡迎；既有學術地位又有社會資源的教師來兼課，反而很受追捧，因為畢業后可以有“闊老師”做靠山。這種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對于真正的求學之路沒有助益，只有妨礙。大學不是資格認證中心，不是社交沙龍，“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1917年，24歲的梁漱溟被北大破格聘用，回憶起蔡元培的提攜，他說：“若胸懷意識太偏于實用，或有獨斷固執脾氣的人，便不會如此了。”雖然按照教育部和大學的管理慣例，一般要有教授職稱才可以帶碩士生和博士生，然而一所校園，學生自然是來深造的，先生又何嘗不是呢？對一個大學教師的要求，要講學歷，也要講學問、本領，更重要的是真學問、真本領——全而專固然好，不全而有一技之專，在一個方面有真學問、真本領，為什么不可以在這個方面為人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