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敢闖敢試的改革城市，一所肩負“試驗田”使命的大學，一個素以改革聞名教育界的校長，在中國高等教育急于尋求突破與改革的今天，這三個元素碰撞所形成的“化學反應”，讓人產生了無窮的期待。而至今仍還未得到主管部門正式批復、“比想象中慢得多”的籌辦進展，又充分折射出高教改革中的現實處境。
□想打破辦學常規，一步到位建成國際知名大學，是異想天開嗎?
□立志“去行政化”的高校，頻遭“行政化”煩惱，原因何在？
□首次在全球“海選”、沒有任何行政級別的中國內地大學校長，能否探出高校新路？
籌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學，終于迎來了辦學新突破——9月30日，校園建設正式開工；同日，55名應聘者參加了首批教輔、行政崗位的公開招聘考試。
與8月底接受采訪時的焦急不同，10月14日，正在北京會議中心參加院士研討會的南科大校長朱清時，明顯輕松了不少。這天上午，他又一次向教育部領導匯報了辦學進展，心情頗佳。事實上，就在幾天前，他已經急不可待地在應聘者中先挑選了5位校長秘書候選人，因為，“接下來將有大量的事情要辦了。”
在長達三年零六個月的籌建、南下履職一年零一個月之后，朱清時、南方科大、深圳，乃至關注中國高教改革的人，此時此刻，有一種“大戲開場”的激動。來自南方科技大學的籌建進展，被解讀為“釋放了中國高教改革的積極信號”。
這所被教育部領導寄望為中國高校改革探路的新型大學，想探出一條什么樣的路？對正在急于尋求突破與改革的中國高校來說，它會是一條期望中的“鯰魚”嗎？
在幾次面對面采訪后，我們近距離地觀察著這所學校經歷的一切，從中感受著中國高教改革之路。
深圳夢想
很少有一所地方院校的籌建，能像南方科技大學這樣備受關注。
2007年3月，深圳市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決定籌建南方科技大學，目標是參照一河之隔的香港科技大學，計劃經過若干年努力，辦成國際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初步設想無論研究軌道還是教學軌道上的師資，50%以上由海外引進。希望培養大量的科技創新型人才，為深圳提供強大的動力。
即使放眼世界高校建設史，香港科技大學也絕對是個“傳奇”。1991年才由香港斥資近20億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學，僅僅十幾年，就已經在世界大學排名榜上躋身百強，一些專業甚至處于世界一流。
而這所學校崛起的最重要因素，人們普遍認為，一是辦學理念國際化，半數以上師資來自海外；二是采取了“教授治校”的辦學方式。
建一個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學，幾乎是這個特區不假思索的選擇。
同樣懷揣夢想的，還有中國高等教育。
中國高校在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壯大發展后，也留下了一些隱痛。著名的“錢學森之問”即為典型。2005年，中國科技大學創始人之一、著名科學家錢學森院士曾這樣感慨：“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話也許有點刺耳，但中國大學的同質化、創新人才培養機制的不足，確實成為公認的現狀。朱清時也只能無奈。
朱清時：以我多年大學校長的體會，很難。因為,現在高校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太僵化了。“官員化管理”的色彩太濃。
朱清時，中科院院士，無論是在科研領域還是教育界，都鼎鼎大名，于1998年至2008年期間擔任中國科技大學校長。這幾年，他以教育改革而為公眾廣泛熟知。而在他看來，當前中國難有世界一流大學的主要原因，在于“學校官僚化，教授官員化”，是在以行政思維而不是教育規律指揮與管理學校。
朱清時：教育有其特定的規律，教育必須由真正懂得教育客觀規律的人來管，按照科學的規律來辦，這樣才能辦好。
籌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學，一開始就顯現出了“去行政化”的試驗性。2008年，深圳開始為南方科技大學挑選創校教育家。這場挑選之所以引起轟動，因為它通過海內外獵頭公司，在全球“海選”出200多名校長候選人。
朱清時：這在中國內地還是第一次。要知道，現在大學校長都是上級任命，且不少過去是行政官員。深圳這個改革很有魄力。我很佩服他們的勇氣和思路。它顯示了一個辦學理念：大學不是先蓋大樓，而應該先引大師，“以校長招聘為核心，先確定校長，再會同校長商定其他人才招聘”，校長對人才的自主權力被前所未有地擴大。
但朱清時沒有想到，不久后，自己竟在這場“海選”中進入深圳視野。當時，深圳方面邀請了教育界專家、學者、官員組成校長評審委員組。根據南方科技大學的定位，確立校長選拔標準——這個人必須同時是科學家、管理學家和教育家，200多名候選人經過幾輪篩選，變成了一份10人名單。最終，朱清時以全票當選。
朱清時：我一開始有些猶豫，但最終打動我的是一位院士的話：“我們這一代人，追求教改追求了這么多年，條件總是滿足不了，到退休了都很遺憾。現在深圳這些條件都具備了，讓我們干，也只有深圳具備所有這些條件。”
深圳具備的不僅僅是雄厚的財力，更有“敢闖敢試”的特區精神。早在1983年籌辦深圳大學，市政府就拿出5000萬元建校區，從籌建到招生，只花了8個月，和當年國貿“三天一層樓”的速度同時被譽為“深圳速度”。此后，學生交費上學、勤工儉學、畢業生不包分配、教職工聘任制、學分制等教育改革，每一次都震動全國。
而這一次，深圳和朱清時的“野心”，則是要在南方科技大學里“去行政化”，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回歸大學的本來面目——變行政主導為學術主導，由官員治校轉為教授治校。以一系列的招生改革、院系設置、教研模式，打造一個精英化的科研型大學。
“南科”尷尬
不過，出乎深圳和朱清時意外，一心要“去行政化”的南方科技大學，卻遭遇了一系列的“行政化”挑戰。
聽起來不可思議。按說，深圳政府既有改革的意愿，也不缺改革的財力；朱清時既有改革的堅定，也不缺改革的思路。但雙方攜手，卻發現，原來“合作”與“創新”的過程，也許還要經過“磨合”與“習慣”，甚至是——“妥協”。
朱清時：一項新事物的建設，一定會與現有體制、機制不同，遭遇阻力。我預想到“吃螃蟹”會很難，但困難和煩惱來自想不到的地方。
讓朱清時“想不到的”，是些什么事呢？朱清時舉了一次行政樓修繕的經歷。深圳政府將原南開大學金融學院劃給南科大作啟動校區。驗收時有人報告，教學樓樓頂漏水。朱清時想也沒想，就吩咐明天找人來修。
這么一件簡單的事情，卻拖了一個多月還沒有動靜。朱清時急了，下屬的解釋更讓他哭笑不得——按照深圳市的規章制度，這件事先得找人評估，評估之后招標，而且一定要有3家以上公司投標，中標之后定合同，報深圳市財委申請經費。
朱清時：一個月的時候，投標還沒搞呢，哪談得上修理？我去找市領導，這種事情都要花這么長時間，我還怎么建學校啊？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深圳形成了一套嚴謹的行政化管理體系，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之一。但此時，這套體系竟也帶給朱清時諸多“想不到”的窘境。甚至，他連買一臺辦公電腦都很費事，需要兩個月左右的“走程序”。
朱清時：這套體系防止行政出錯，在很多情況下都是有效的。但對于南科大這樣的新生事物，要買的東西太多了，沒有自由支配的經費，寸步難行；而且很繁復，一件事情都要拖很久。
在朱清時的計劃中，今年9月，南方科技大學的“籌”字將拿掉，并進行招生。7月，學校方面甚至喜出望外地對外發布“招”到了第一名學生——來自山東泰安的10歲“神童”。然而，令他稍稍有些失望的是，由于學校未獲得教育部的正式批復，還沒有資格招生。這對于年過花甲、校長聘任期為5年的朱清時來說，也有一些“時不我待”之感。
去年年底，教育部將南科大的教改建議為“一場全國試驗”。今年5月，原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率教育部專家考評組對南科大進行考評，肯定南科大在引進人才、運行、招生、管理體制等各個方面提出了創新思路，對全國高等教育發展具有啟發意義。而今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鼓勵高校改革，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
朱清時覺得，自己趕上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機遇。而社會各界，也把南科大的籌建試驗看成一塊“試金石”，成為教育改革者與守舊者攻防的標志之一。
其實，對教育管理部門來說，南科大的辦學思路，又何嘗不是向現行的高校設置等規章制度發起沖擊和挑戰？
根據規定，高等學校的設置，必須從大專開始，然后是學院、大學，要按部就班地發展，然后再申請博士點，十年、二十年才能成為研究型大學。但是，南科大的目標，卻是一步到位建成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學。
朱清時：南科大既挑戰了既有的教育制度，也挑戰了政府現行的審批模式。可以說，所有的規章制度都“失靈”了。又該怎么辦？南科大的籌備者在焦慮中也有信念：新興事物遇到的矛盾和沖突，反而會成為推進改革的最大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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